靈渠。(資料圖片)

　靈渠文化是桂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，是漓湘文化研究的重點。但遺憾的是，我們對靈渠文化的研究，無論在深度、廣度還是對靈渠的保護、開發(fā)利用上都不理想。

　　靈渠，又叫“秦鑿渠”，建成于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，至今已有2200多年歷史。靈渠不僅是中國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，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屬罕見，是全世界現(xiàn)存早期運河的難得實例。靈渠的開鑿，從選址、規(guī)劃、設(shè)計上，都反映出在自然地形、水文條件限制的狀況下，古代中國在運河修建方面的高超成就。

　　從人文精神層面看，靈渠是我國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(jié)晶，是人類意志力的體現(xiàn)，彰顯了廣西人的聰明才智和團結(jié)包容、顧全大局的民族精神。當年秦始皇為了征服嶺南，完成統(tǒng)一中國的大業(yè)，果斷作出修筑靈渠，打通湘、漓兩江的決定，經(jīng)過被征勞工和秦軍的艱苦勞動，幾經(jīng)寒暑，成功開鑿靈渠，秦軍統(tǒng)一了嶺南，完成了統(tǒng)一大業(yè)。

　　靈渠的修筑通航也促進了先進的中原文化與落后的嶺南文化的交流、交融。在過去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由于交通的問題，中國嶺南一帶較之中原欠開發(fā)、欠開化，被稱為“南蠻之地”。靈渠通航，連接了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，使中原先進的文化、耕作、紡織、建筑等先進技術(shù)，不斷開化并繁榮了廣西十分落后的經(jīng)濟、社會與文化，使這塊多山地、無耕種的不毛之地繁榮起來。因靈渠的修建，桂北成為廣西先進文化的集散地，這里吸收了中原文化，然后向南滲透，中原文化與沿邊文化、山地文化與平原文化、漢文化與少數(shù)民族文化雜交，形成了嶺南獨特的地域文化。像彩調(diào)、桂劇、桂林漁鼓等等，都是吸納了漢文化而形成的一種地域文化符號。

　　靈渠的開拓推進了廣西教育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為古代廣西培養(yǎng)了眾多的人才。中國科舉制度1300多年，廣西教育真正與科舉接軌是宋代之后。隨著靈渠帶來的商貿(mào)經(jīng)濟的繁榮，廣西科舉制度開始出現(xiàn)，將私塾向前大大推進一步，各地開始興辦縣學。《興安縣志》載，宋景德二年(公元1005年)創(chuàng)辦了興安縣學，后變成漓江書院，至今1000多年。廣西在1300多年科舉制度中，有12個狀元、一個武狀元，其中僅漓江書院就培養(yǎng)出120多名進士和202名舉人。

　　靈渠還是南來北往的文人雅士讀經(jīng)論道、題詩作賦的重要場所。很多名人志士到了靈渠，均為靈渠的偉大所折服。他們給地方學子傳道授業(yè)，寫下許多傳世名篇巨著碑刻，如南宋詩人范成大、張孝祥、劉克莊，明代詩人解縉、嚴震直、董傳策，清代詩人袁枚、蘇宗經(jīng)都在漓江書院有詩作。清代詩人袁枚來到興安時，寫下了著名的《由桂林溯漓江至興安》一詩：“江到興安水最清，青山簇簇水中生。分明看見青山頂，船在青山頂上行。”以郭沫若為代表的近、現(xiàn)代的文人也在靈渠留下了詩詞佳作。這些歷史作品是廣西豐富、珍貴、有價值的文化遺產(chǎn)。

　　靈渠的修筑不僅繁榮了廣西文化，而且通過廣西通道，拓展到西南地區(qū)和東南亞。如果將長城與靈渠就文化比較，長城是保守性文化，而靈渠是開拓性文化;長城作用在防，而靈渠作用在拓疆發(fā)展。從這個歷史文化角度看，廣西文化因靈渠而被開發(fā)，而西南乃至東南亞被中國、特別是廣西文化所開拓。通向西域的茶馬古道是因靈渠而形成，當年田州府，是嶺南地區(qū)一個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軍事的要塞，也是通向西南古道的始發(fā)驛站。田東馬市是西南最繁華的集市，每年向朝廷進貢3000匹戰(zhàn)馬。我們只要看看廣東、廣西、云南、貴州等省市的古鎮(zhèn)，如秦家大院、麗江、和順、黃姚等建筑風格都帶有徽派特點，這不能不是靈渠的交通便利帶來的文化印記。

　　一方水土養(yǎng)育一方文化，反過來，一種文化使一方水土風光無限。今天，我們研究靈渠文化，就是要研究這種優(yōu)秀文化傳統(tǒng)在人類文明進程產(chǎn)生過程中的積極作用，把靈渠的歷史作為史學與社會發(fā)展相結(jié)合的領(lǐng)域，全方位、立體式地開始深度研究，要用這面旗幟來強化廣西文化的自覺與文化自信，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。